(3)制造业是激励人力资本积累、培育中等收人群体的产业基础。
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通过资本优化配置来夯实国有经济基础，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二是加快国资国企改革，大力破除僵尸企业导致的资源错配
实现要素市场化配置，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义，也是提高供给体系质量的关键所在。产权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石，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性制度。如果科技进步慢，不仅原材料消耗、能源消耗、管理费用等会居高不下，而且成本的增值转化率以及附加值也会比较低。这需要以大数据分析为基础的新监管模式。以上提到的几个方面的成本，其实都是风险凝结沉淀的结果。
六是加强和完善法治，保护产权，稳定预期，提升社会诚信水平。三是加快相关体制机制改革，实现产学研的深度融合，激发人才创新创造活力。我国的碳达峰碳中和，一定要从实际国情出发，既要解决煤炭利用的低碳高效问题，发展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又要把能用的能量都用起来，走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碳中和之路。
抓紧部署低碳前沿技术研究，研发成本低、效益高、减排效果明显、安全可控、前景广阔的低碳零碳负碳技术，大力发展规模化储能、智能电网、分布式可再生能源和氢能等技术，推广节能清洁降碳的用能设备，研发实现资源循环利用的链接技术。中国碳排放占全球比重达28.8%，超过欧盟和美国(9.7%+14.5%)之和。中国实现碳中和的时间短、起点强度高。今年3月15日，习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上指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要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这是党中央经过深思熟虑后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今年3月15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九次会议提出了碳达峰的重点任务：要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要实施重点行业领域减污降碳行动，要推动绿色低碳技术实现重大突破，要完善绿色低碳政策和市场体系，要倡导绿色低碳生活，要提升生态碳汇能力，要加强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鼓励绿色出行，倡导人们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减少无效交通运输;积极参与垃圾分类，重复利用购物袋，使用节能节水器具，营造绿色低碳生活新时尚，以尽可能少的能源消费满足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不断提高的需求。
有效发挥森林、草原、湿地、海洋、土壤、冻土的固碳作用，提升生态系统碳汇增量，抵消人为排放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在增加植被覆盖率的同时，也为世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中国智慧、中国案例。七个要是工作重点，也是有所为的领域。生产领域要优化结构，控制化石能源总量，着力提高利用效能。各地要在十四五规划、项目建设、投资、管理等方面，转变观念，将碳中和的理念先行变成公众的日常行动。
通过强化国土空间规划和用途管控，以有利于碳达峰、碳中和。建立并完善绿色低碳技术评估、交易体系和科技创新服务平台，不断提高碳生产力水平。必须充分认识到，碳达峰已然是最大的政治，必须考虑政治站位。利用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优化能源系统，发展电动汽车、高速铁路、智能家居等新型电气化设备和技术。
2018年，美国人均用电11473千瓦时，人均生活用电4980千瓦时，分别为中国的2.3倍和7.2倍。将绿色金融、投资与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联系起来，带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形成可持续发展示范区。
通过技术创新，描绘碳达峰和碳中和的路线图。2021年李克强总理所作政府工作报告要求，扎实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各项工作。
推广绿色低碳简约生活方式，反对奢侈浪费，将节约体现在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和细小环节中。产业布局，可以从工业园区入手，推动企业集群产业集聚，推动园区产业向专业化、集约化、规模化发展;对于新入园企业和项目要合理引导，形成特色鲜明、上下游产业配套的企业集群，实现节能节地节水和减材减污降碳的统一。2020年12月16-18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抓紧制定2030年前碳排放达峰行动方案，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率先达峰。气候变化是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要通过国际合作，推进国际规则标准制定，基于数字化、5G网络、智能交通、零碳、电力和全球能源互联等新基建，建设绿色丝绸之路。2000—2018年，中国人均用电从1063千瓦时增至4905千瓦时，人均生活用电从132千瓦时增至694千瓦时。碳达峰和碳中和，是一段时间以来我国社会和经济生活中的热点话题，发端于《巴黎协定》的签署，已成为各国的共同选择。
另外，完善能源双控制度，完善有利于绿色低碳发展的财税、价格、金融、土地、政府采购等政策，加快推进碳排放权交易，建立全球性碳市场合理定价，防止碳泄漏，促进公平贸易。习近平主席在2020年9月22日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会和12月12日气候雄心峰会上宣布：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电力行业从发电环节看，绿色溢价已经为负值。结果是发展中国家的减排力度较大，因为收入较低的消费者负担碳消费的能力较低，由此导致的经济损失可以通过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支付来弥补。
对绿色项目融资数据的统计往往涵盖这两方面，但从公共政策的视角看，金融引领实体经济发展可能更重要。第一，金融是实体经济运行的结果，在信息充分的情况下，金融体系有效地把储蓄转化为投资，可以说是金融跟随实体经济发展。
第二，在实体经济不能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的情形下，金融在一些方面可以起到纠正市场失灵的作用，比如发展普惠金融，可以说是金融引领实体经济发展。碳的交易价格受多重因素的影响，包括经济周期和技术进步等。但有些低碳技术的应用要求较高的初始投入，第二种方式可以通过降低初始投入的资金成本或者提高其资金的可获得性来降低绿色溢价，促进私人部门经济主体的参与。对照现实，从近几年的发展来看，绿色信贷、绿色债券融资量快速增长，ESG投资也成为热门话题。
但现实中，效率和公平很难平衡。中国作为一个大型经济体，本身实现碳中和是全球应对气候问题的重要一环，也需要在新的国际治理体系形成中发挥重要作用，包括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
降低碳排放有两大类方式，一是经济活动的电气化，比如工业、交通运输、家庭取暖等，二是发电从传统能源转化为可再生能源、核电、或者化石能源配上碳捕捉碳封存技术。国际间的同伴压力（peer pressure）将逐渐使得每个国家的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趋同，碳减排是大势所趋，这对中国来讲不仅是挑战，也有先行优势。
古典经济学家像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认知到人类活动在自然的限制中发生，也强调社会伦理与人文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理想的办法是降低清洁能源成本，或者降低单位GDP的能耗，这些要求技术进步和社会治理方面的创新，对经济是一个正面的供给冲击，给发展带来新机遇。
评估一个企业的非财务表现不只是技术、也是一个社会伦理问题，需要选择一组衡量企业的环境和社会表现的指标，并设立一套基准情形的参照标准。基于可获得的数据，我们也估算了2015年以来的8大行业加权平均的绿色溢价，由此形成的中金绿色溢价指数显示，清洁能源转换价格在近几年明显下降（但背后不同行业的差异大）。就中国的目标而言，一个重要问题是2030年的峰值在什么水平，高峰值则峰值前10年调整压力较小，但峰值后30年降到零排放的压力大，反之则反是。美国奥巴马政府倾向使用的贴现率是3%，意味为了避免50年后一美元的气候变化带来的损失，今天愿意付出0.22美元，为了避免100年后1美元的损失，今天愿意付出不足5美分。
中国政府宣布在2030年前碳达峰（排放达到峰值）、2060年碳中和（净零排放）的目标。本报告的一个重要创新就是把绿色溢价的概念应用到中国，发挥中金研究对相关行业的深刻理解，通过估算不同板块的绿色溢价，作为我们分析碳减排路径的抓手，并以此为纽带和参照体系，把自上到下的宏观分析和从下到上的微观分析结合起来，提供一个系统性研究。
一些研究显示ESG投资回报平均来讲并不比传统的不受限制的投资回报低，绿色信贷、债券的利率并不比普通的产品低，说明对于投资者而言做好事和私人利益两者之间并不矛盾，这和一般的直观感觉似乎不同。对于气候问题这样的超越时空的外溢影响来讲，用外部性来弥补新古典的完整信息、确定性、充分竞争的基础性假设，是不是足够？怎么解释碳排放这样单一、数量指标成为全球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统一的约束因素？在实现碳中和过程中，公共政策、社会治理机制与市场机制之间的互动将怎样演变？估计只有时间能给出这些问题的答案，碳中和的过程将促使人们更深刻认识现实市场经济和新古典的理想市场经济的差距。
理论上讲，碳价格水平的确立应该基于碳的社会成本，需要把碳排放的长远损害折现成当下的成本。工业革命以来，大部分碳排放来自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来讲，能源贫困是经济贫困和发展不平等的一个重要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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